试论行政效率运动对中国近代档案学的影响(3) -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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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行政效率运动对中国近代档案学的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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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逐步推广法。经过筛选后的报告和方案先在中央试行，然后逐步由中央到地方，由省到县推广，形成“在此期间，此种工作已在各地生根，影响甚大，新方法亦多”[17]的推广态势。逐步推广法是进一步巩固研究成果的有效方法，为中国档案学的产生普及了科学的档案学理论与知识。

5.“行政效率运动”提出的“文书档案连锁法”是中国近代档案学伟大的理论创新

1934年9月，甘乃光针对当时文书、档案工作脱节、档案保管分散的情况提出了一个文书档案合一管理的方法——文书档案连锁法。甘乃光明确提出“文书收发档案管理合一，为内政部前次建议改革之书之最终目标，而该部同人一年来孜孜不倦继续研究者，亦不过联结文书收发与档案管理之连锁”。[18]所谓文书档案连锁法就是将一个机关内部的文书档案工作中的相同手续统一起来，以改变当时国民政府机关存在的“收发文无总号数，行政（管理）不集中，遗失文书不易查考和新旧档案整理不能划一”[19]等弊端。其基本内容就是“由机关总收发室按既定分类方案，将本机关全部收发文进行分类编号，采用三联单进行一次登记，然后把文件送至主办单位，经办理完毕的公文随即由档案室进行立卷归档”。[20]概括地说就是三个“统一”，即：统一分类、统一编号、统一登记。

“文书档案连锁法”指明了文书与档案的同一性，即文书档案本不能分，文书是未归档的档案，档案是已归档的文书，文件从形成到归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些热衷于行政改革的人和档案工作者就此大肆宣扬。

6.“行政效率运动”为中国近代档案室的产生奠定了人才基础

我国档案和档案室工作虽然历史悠久，但档案人员的专业技能一直都是由师傅传授，这种“自成一套，密不示人”的管理方式，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行政院档案整理处处长滕固曾说过，“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有可观成绩；而在档案，则仍停滞于师傅传授徒弟的旧式管理”。[21]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效率运动使文书档案工作规范化、公开化。

1935年2月，行政院成立档案整理处，加强文书档案工作的领导，促使档案工作的规范统一，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对档案人员的管理与培养。改革运动从机关文书档案工作者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档案学理论研究者，如甘乃光、周连宽、张锐、龙兆佛、滕固、程长源、何鲁成等。甘乃光主持过早期“行政效率运动”，还亲自为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一书作序；张锐、滕固任过档案整理处的正副处长；周连宽、程长源、何鲁成等人对国民党中央机关文书档案工作进行深入地研究并写了相关著作。

1939年，为解决各级机关改进文书档案工作人才短缺的问题，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内，附设了一个档案管理专科，这是培养档案人才的最早档案管理专科，开创了我国近代档案教育的先河。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该校办档案管理职业培训班，招收现职人员。受训期为四个月，毕业后仍回各机关工作，训练班共办了七期，毕业学员约二百余人。

1946年3月，殷钟麒创办了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成为我国第一所正式的档案教育学校。学校设文书处理科与档案管理科，并各设高级、初级两班。从1946年3月开办，到1948年12月停办，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共计招生294人，其中档案高级班208人，文书高级班70人。这些学生从16岁到61岁，男女生都有。

此外，上海还有一个私立中国档案函授学校，学习期限三个月。其它如四川职业档案所、四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系、中华职业教育社文书班、第三战区地方行政研究所附设文书档案学校、江苏学院的行政管理系，还有一些档案教育职业学校和讲习班等。当时教育局，对于公立、私立各种职业学校的课程，规定开设应用文，除讲授公文外，也有讲授档案管理的。另外，师范学校也有讲授文书和档案课程的。这些职业教育，目的是使受训人员获得一般档案管理常识，具备处理技能，以更好地收集、整理档案，便于以后的开发利用。

7.“行政效率运动”促进了外国档案管理理论在我国的传播

由于行政效率运动是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这就必然要吸收外国的东西。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影响的行政学著作，如“江康黎的《行政学原理》（1933年，上海民智书局）、林鲁的《行政学大纲》（1935年，南京仁德印刷所）等书上引用国外行政学家观点最多的是美国的四位学者：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古德诺（）、怀特（Leonard Nupee White）、威洛比（William F. Willoughby）。”[22]在《行政效率》杂志上，介绍了英国外务部关于档案管理、利用和出版的情况，刊登了《英国档案整理简史》，还转载了关于法国教育的文章。此外，《行政效率》还介绍了日本人渊时智于1932年著的《文书整理法之理论实际一书》，并将该书列为行政效率丛书出版。在此期间，我国早期的档案学者们也著文介绍了不少外国档案学的理论和档案管理情况。傅振伦在《公文档案管理法》一书的序言中就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国外档案学的态度。他说，“民国十八年以来，余时留心档案之学。先后著英法档案馆参观论、欧美档案学及档案馆学论文译丛、苏联档案处理、档案库规章、档案馆学通论、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诸书。盖就见闻所及，经历所得，及考察所获而成”。又说自己著《公文档案管理法》就是“摘录官书公报之有关公文处理，与夫时人论说之有档案管理者，参以前贤绪论，国外著作，以成斯篇”。殷钟麒在《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一书的序言中也说，“西人之治档案，颇有条汇。1723年，英人始从事整理档案。1832年，法人编目始行纲领法。1881年，西欧始有档案学完善之专著。1913年，普鲁士始着手训练档案人才。公开阅览档案，为吾国所不许，而欧美各国明定规章。苏联管理机构，甚为合理，他国似无其系统。美国档案馆之建筑，修整保藏，防止灾害，流传于事，最为讲述。规制精宏，世无伦比，如此之类，皆有可研究价值。”[23]这些理论的引进不仅提高了我国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工作的认识，也为我国档案理论研究提供了借鉴，加速了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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